1943年5月，戈培尔满意地写道新的税收法律被推迟了。尽管如此，不久之后他还是出于谨慎，对元作了关于税收计划的民众心理方面的报告。最后，“德国民众没想到又得面临新的负担（斯大林格勒一突尼斯一肉类供应的缩减一炸弹袭击一撤退）”。在这种压力之下，国务秘书赖因哈特转而批评其部长并要求“必须停止关于增加税收的讨论，因为这会在民众中引起恐慌”。鉴于当前局势的不稳定，要避免任何增加混乱的可能性。
稍后，也就是在意大利变节之后，戈培尔要求德国防止发生类似的突变：“国家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场革新。我们要比过去更加社会主义地和我们的人民团结在一起。德国人民必须始终清醒地知道，我们是在公正而慷慨大方地管理着他们的事务。”事实上也正是如此。1943年9月底，帝国总理府的办公厅主任拉默斯告诉财政部长，希特勒和戈林都认为，鉴于目前形势最好不要增加税收。1943年底，什未林·冯·克罗西克清醒地评论道:“无论何时都有很多理由表明，在任何时候增加税收都是不合时宜的，在年初或者在胜利之时，人们因为季节或者胜利的喜悦所形成的繁荣景象是不可以因税收而葬送的；在秋季或者在遭受失败的时候，人们的经济状况也不能因为冬季的到来或者前线战报引起的形势压力而变得更糟。”本宁在1944年对财政专家们失望地说：“我还清醒地记得，年收入低于3000帝国马克者，从战争一开始就根本没有被列入征收附加税所考虑的范围”。
实际上，1944年年中，帝国财政部长至少已经让希特勒原则上同意了一年半以来所制订的提高间接税收的计划。仍然处于争论焦点的是，是否应对烟草制品和烧酒增加附加税，以是否应对电影票和火车旅行进行征税。但是，日常生活所需用品仍然是明确予以免税的。拉默斯要求部长提交草案。税收总额大约会达到34亿帝国马克。但希特勒对征税的决定犹豫了好几周，考虑到军事形势，最终又禁止了这些法律。虽然帝国的财政形势在1944年的下半年急剧恶化，戈培尔却仍在1944年11月向帝国财政部争取显著地增加伤残补助金的数额。由什未林·冯·克罗西克提出的普遍增加共同税作为阵亡者抚恤金的建议却被宣传部长拒绝了。
1945年2月，在几乎所有的国外收入都丧失之后，什未林·冯克罗西克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现在就连戈培尔自己都认为:“我们须在钱的问题上得到可靠的保障。”但他仍然拒绝了财政部长的提议1945年3月底，苏联红军越过了奥德河，而美军队则占领了维尔茨堡，纳粹头目已经丧失了对德国人民的领导能力，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克罗西克此刻又在起草税法改革的草案。这个草案对我来说太不具有社会性了。该草案主要以消费税为基础，而对于所得税却没有考虑进去。但是，消费税几乎与所有的德国大众息息相关，因此在民众中肯定相当不受欢迎。这样的改革根本体现不了公平，因此我们目前根本不可能将其付诸实施。”